又经过了一个星期的运作，好像根本没有觉得闲下来过。上周有两天要早接，根本就是刚送去没多久，就要去接了。而且自己还感冒了，他们三个人轮流下来，终于轮到我了，好在我的症状比较轻。接下来的周末，唉，我还是觉得忙啊，买菜吧，汇有事，2G说跟我去买菜 too boring，还是在家看卡通电影有意思。得，只能一个人灰溜溜的自己去。
先去配手表电池，不能没有时间概念；然后享受一下多年没有一个人逛街的乐趣。最大的好处是不用等人，也不用人等我，想怎么逛就怎么逛；最后才去采购下周的食品，买东西的时候不用老惦记着要看好孩子，这种感觉还是蛮不错的。终于把东西都置办整齐了，开车回家，到家一个电话要他们仨下来给我搬东西。他们挺乐呵的，我也耳根清净了会儿，是啊，人有时候还是需要独处会的。那也是一种清修。
星期一又不上课，又要闹腾一天啊！
唉，真是不得闲哪！
昨天晚上看了一段NASA50年的片子，是Discovery频道的节目。
讲到40多年前，美国人开拓太空，进行载人航天，并且登月的记录片。
很震撼，那些战胜人类自身弱点的宇航员的确不是一般的人。
想到中国大陆最近即将发射的神舟7号，看到中美两国在太空载人航天技术上40年的差距，虽然很大，但中国只要做，就一定会做好，也许要不了20年，这个差距就可以缩小到10年。以后甚至会超越美国。
祝愿中国航天技术更进一步，宇航员能来去平安。
终于小女儿也去上学前班了，每周的一到五，有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。其实真的很好，感觉从未有过的（也就是8年未有过的）清净。小朋友十分喜欢去学校，老大自然不必说，老二的表现更好。记得三年前老大去学前班的时候，还因为想妈妈要哭呢；老二和老大一样都没有去过preschool，但是老二的表现好像很成熟，没有说过妹妹想妈妈了，更别说哭了。也许因为知道学校里有姐姐在吧，妹妹一直很享受在学校的时光，天天和男孩子一起打篮球，乐此不疲。
而我呢，也有些自己的时间了，想好好看看书，做做家务，休闲一下。估计还不得闲，老公会指派些事让我做吧。也许是星座的关系吧，老是很随性，不喜欢被束缚的感觉，不喜欢被迫的感觉，当然许多时候不得不屈服于这些感觉。
今天从送完妹妹回家，可以有两个多小时不用说话，可以任由自己胡思乱想，其实这也很开心啊，最主要的是没人打搅，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爱干嘛就可以干嘛。心里有一种平静，然后可以把心灵深处的东西释放出来，就当"晒晒霉"吧。
一杯咖啡，一把椅子，一本书，晒晒太阳，多写意的时光啊！
最近几天的新闻让我感到非常的忧郁，但是我们不能怀忧丧志，总还有办法的，生活总要继续。
大陆的婴儿奶粉出问题了，建议把那些罪魁祸首抓起来，不给主食，不给饮水，就给他们喝自己产的三聚奶粉。我们不要来世报，就要现世报。
山西垮坝的事情，直接导致上千人的死亡，太恐怖了，省长下台又怎样，没有好的体制，再好的领袖都不会有好结果。
美国的次贷危机，引起的一系列危机到昨天开始大规模的爆发，就像雪崩，开始只是一点点，后来就迅雷不及掩耳了。华尔街四大行之一的罗曼兄弟进入破产程序，美林被BOA收购，大陆上海股市跌破2000点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衰退，加拿大也有同样的势头。而国内大陆的房地产市场，也许是开放以来第一次的进入大规模调整（其实就是经济衰退），这从上海最近中远两湾城的价格降低40%就可以窥一斑已知全豹。
也许这就是全球危机的开始，大家多屯粮，备荒吧。
一个人所能记住的东西： * 对于听到的能记住10% * 对于看到的能记住35% * 对于同时听到和看到的能记住55% * 对于自己重新表述的能记住70% * 对于自己重新表述并且动手做的能记住90%
这些数据，对于Grace背乘法口诀表有参考意义。
明天，我的Gloria，也要去学校了，就是她姐姐去的那个学校。Brentwood Park Elementary School。
因为是Grade K，只有半天。她是下午的班，午饭后去学校，下午接Grace的时候一同接回家。
明天，第一天，我要送她去学校。她很高兴，我也是。
尹葆宇先生，1908年（清光绪三十四年）5月1日生，山东省掖县尹家村（今莱州市虎头崖镇尹家村）人。父亲尹东灿，基督教徒，因教案赴上海经商。幼读私塾，后入上海毓贤高小、明强中学学习。1930年（民国十九年）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政治学系，获文学士学位，并获奖学金于同年秋赴美，入约翰霍浦金斯大学研究院，专攻国际政治，1935年（民国二十四年）获哲学博士学位。归国后受聘为国立中央大学教授，讲授 "国际公法"及"中国外交史"。
时日寇启衅，局势危急，乃辞去教职，赴武汉任行辕秘书。1936年（民国二十五年）任广州行营秘书、庐山暑期训练团秘书。1937年（民国二十六年）7月卢沟桥事变后，抗战军兴，先后奉调国民革命军第十五集团军、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部、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秘书参议等职。自前线返回武汉后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，其间参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划工作。
1938年（民国二十七年），对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。为争取美国对华援助，中国派出16人代表团（其中两位女性）参加在美国纽约州波基斯召开的第二届世界青年大会，尹葆宇是16人之一。中国代表团在世界青年大会上的演讲获得了巨大成功，他们让世界了解并认可这些事实：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，日本是侵略者；日本不可能实现"迅速占领全中国"的美梦；中国不仅在为自己而战，而且也是在为世界而战；中国不要求全世界来帮助自己，但要求其他国家不要帮助日本，对日本进行军火禁运。大会闭幕后，中国代表团留下4名代表，分成东西两线，赴美国所有的重要城市演讲，尹葆宇与刘德伟（清末福州知府刘玉璋之孙女）沿东线一路去了58个城市。每到一地，他们立即开始演讲，并接受当地报纸和电台的采访，每天要演讲一到三场，宣讲中国对日抗战的正义事业。他们饱含真情的演讲，打动了无数美国人，为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与援助做出了重大贡献。返国后创办国际语言学校，自兼校长并重返中央大学兼授"国际政治"。
1941年（民国三十年）冬，重返军旅，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同少将级参议兼驻昆明办事处副主任。1942年（民国三十一年）夏转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简任秘书兼总务司帮办。1945年（民国三十四年）8月，抗战胜利，9月初奉派为国民政府外交部代表参加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。嗣后四年间先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人士处长、欧洲司司长、条约司司长、驻台湾外交特派员等职。
1949年（民国三十八年）12月，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，是年冬至1959年任台湾当局驻智利"全权公使"，期间于1951年任台湾当局出席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"副代表"，1952年任台湾当局出席联合国第七届大会"副代表"。1960年任台湾当局"外交部顾问"。1962年----1970 年任台湾当局驻哥斯达黎加"全权大使"、驻秘鲁"全权大使"。其后任台湾当局"国民大会代表"等职。
主要参考：台湾出版的《"中华民国"现代名人录》等资料。
这样的文章不得不转，上世纪早期的知识分子，如果能够跟着国民党，那么很好，下场还好，如果跟着共产党，就是下面这样的结局。那两句成语就是这么说的，对于这些国家的栋梁是暴殓天物，共党的罪孽是罄竹难书。
附《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》原文
记者 万静波 吴晨光 谢春雷
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
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，460多万字，所收词条已达到4.5万多个，是日本出版的《英美法词典》的3倍。
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。在没有政府支持，没有经济资助，没有鲜花和掌声，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，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，终于接近了尾声。
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："这是个很奇怪的事，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，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，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。"
这本书后面，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。
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，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------
盛振为，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，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；
周木丹，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；卢峻，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；王名扬，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；蔡晋，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；许之森，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；卢绳祖，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；徐开墅，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；王毓骅，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；
俞伟奕，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；郭念祖，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；陈忠诚，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；周承文，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；高文彬，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；......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，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。
东吴大学法学院，1915年成立于上海，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，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。
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，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，从顾维钧开始，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，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。
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：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，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，最后，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，其结果是------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、检察官、顾问等人，几乎全部来自该校。
然而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，"1949年后，他们中留在大陆的，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：英语教师，或者劳改犯 ------对师生而言，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。在1957年'反右运动'，以及'文革'期间，很多校友遭到迫害。"（引自《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 ------东吴法学院》，第293页，康雅信著）
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，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？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？
他们的晚年
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，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。
周木丹，年过九旬，被当今法学界喻为"罗马法活词典"。1929年受胡适推荐，留学比利时，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。不久前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"百年文库"丛书，作者都是王国维、胡适、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，而周木丹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。
如此一位法学大家，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：上海南昌路282号，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。楼道阴暗，木质楼板年久失修，走上去吱吱作响，墙角到处是蜘蛛网。
周木丹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。一台黑白电视，一个单开门冰箱，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钱家当。
1950年代中期，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，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。从此，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，周木丹度过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。直到1980年，周木丹进入安徽大学。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，由于没有房子，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。
现在，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，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，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，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。
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，12元钱买的。90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，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，蜷缩在被子里。有病了，不敢去医院，也吃不起药。谁能想到，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，居然是直到去世《哈佛法学评论》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，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，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。
面对另一位1944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，薛波发现：他上衣的五个扣子，竟然都不一样。
也许，1930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，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，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。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，一个小房间，竹屏风后面，一张床板，很薄的被子，这就是他的卧室，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。一个破旧奶粉罐，装着蔡晋的全部"贵重"物品。
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。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，是难以入住的。即便这样，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。
弥留之际，薛波去医院看他，目睹了难忘的一幕：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，而另一角，恰是护工的休息处。
当《英美法词典》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，蔡晋溘然长逝。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，除了他的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，还有他亲自审订的《英美法词典》稿件，49页，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。
被改变的命运
在上海、南京、杭州，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。
盛振为，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，曾著有《证据法学》、《英美法的审判制》等。后被打成"反革命"，被判处在甘肃劳改10年，后因宋庆龄说情，6年后才被释放。到了1980年代，平反。
高文彬，81岁，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、中国检察官秘书，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，将土肥原贤二、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。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"反革命"，在鄱阳湖修大堤，一修就是28年，每天挑土几十趟，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。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，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，他说："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，能用钱补回来吗？"最后他没要。
俞伟奕，日寇侵占上海期间，他埋头治学，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，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，1949年后，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，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。
周承文，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。1980年代末，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，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，"写的英文，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。"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，共用厨房卫生间，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。
王毓骅，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，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，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。
徐开墅，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，1979年后，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，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。1999年去世时，一些人才知道------他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。
"他们是无辜的。"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，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，《君主论》等名著的中译者------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。他今年81岁了，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，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，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。
潘先生谈到动情处，他甚至落泪了，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。
